李 音 | 用病痛创造叙事——抑郁症的解剖、“达夫式文学”与现代情感教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方文坛 Author 李音
用病痛创造叙事
——抑郁症的解剖、“达夫式文学”与现代情感教育
文 | 李 音
一、精神疾病的“去隐喻化”与“再隐喻化”：桑塔格与《刘晓东》
1978年，苏珊•桑塔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问世，这篇重要的批判文章肇始于她与癌症搏斗的亲身经验。十二年后，姊妹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出版，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中文版由程巍翻译出版于2003年，该书对“疾病隐喻”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1]——已经成为人文社科的常识。对文学研究而言，说桑塔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主宰了文学中的疾病研究和想象也不为过。毫无疑问桑塔格的研究极富洞见，且有实际社会意义，她所揭开的扭曲的疾病之神话，让原本便受苦的病患免于罪恶、羞耻和恐惧。但随着思想传播的泛化和固化以及时代新状况，桑塔格的分析脱离其批判语境后，也逐渐显现出其盲视和局限。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桑塔格主要集中观察了社会文化围绕附着在结核病、癌症、艾滋病三种疾病上的隐喻及思考方式。她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至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2]。与精神错乱不同，对激情的压抑被认为是该疾病的诱因。由此，桑塔格结束了对结核病的分析，而转入对癌症的隐喻的剖析。精神疾病的分析在这里要么暗示已被结核病的话题所穷尽，要么是被悬置了。然而事实是，继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这样的流行病之后，20世纪晚期至今，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已演变为全球性的“现代瘟疫”。有关这种流行病的各种数据报道无不骇人（美国著名的医疗记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曾做《精神病大流行》一书[3]），相关医疗信息亦唾手可得，被无远弗届地科普为大众知识。继经济文化全球化以后，人们的精神和身体也正在全球化。
2014年作家弋舟在小说《刘晓东》三部曲中刻画了一个身患抑郁症的主人公——经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刻转折，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体面，但因明显的抑郁症或情绪原因，消沉、虚无，与世界保持一种边缘疏离状态：
我不知道如今这座城市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接收着诸如此类的信息，有多少人通过网络自我诊断着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过网络在给自己开药方、找对策，同时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无主。我就是通过百度确诊了我的抑郁症。
百度上说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人群中有16%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会受其影响。我觉得这个数据低估了抑郁症的发病概率，否则，我只好承认自己只是人群中的那16%之一。好在专家们预计，到了2020年，抑郁症有望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这可真的是指日可待。我们的队伍在壮大。（《刘晓东》之《而黑夜已至》）[4]
弋舟的这部出色的小说被赞誉为“我们时代的刘晓东”。“刘晓东”，像我们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所凭借判断自己得了抑郁症并服用相关药物的百度知识，其背后的医学资源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确切说是美国医生修订的1980年代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自此以后该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方式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这一版医学标准表征着精神医学基本化约为生物医学和医疗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医学家杰若德·马克思曼（Jerrold Maxmen）称赞《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科学精神医学正是确立其主导地位……老式的（精神分析的）精神医学是从理论出发，而新式的精神医学是从事实出发。”[5]所谓从事实出发，即科学家逐渐破解恐惧及焦虑的生物学原因，彻底抛弃以往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官能症”之类的概念。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在《精神病大流行》中提到一个例子，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精神医学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巴尔的摩夕阳报》的乔恩富兰克林Jon Franklin在1984年采访了50位以上的精神医学界领袖人物，随后他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他把这门新兴科学称为分子精神医学，言称它可以治疗的精神疾病，感染的人数或许占了20%人口。他在报道中写道：
弗洛伊德以降，精神医学的实务往往是门艺术，而非科学。它散发着巫术的气息，以印象与直觉为导引，但往往成效不彰，精神医学是现代科学笨拙的继子，偶尔还显得可笑。然而近十余年，精神医学界的研究者默默在实验室工作着，解剖老鼠和人类的脑部，梳理乐意解锁心灵奥秘的化学式。到了1980年代，他们的工作有了回报。他们正迅速掌握人类生产思想与情绪的联锁分子……今日的精神医学抵达了一个临界点，它即将称为真正的科学，精确、量化一如分子遗传学。精神工程的时代就在眼前，医治生病心灵的专门药物与疗法即将发展出来。[6]
然而事实是，其实人类还不确定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精神科用药反而使得精神失能的情况加速蔓延。罗伯特·惠特克这位杰出的医疗记者撰写《精神病大流行》一书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描述这一历史，对当代精神医学作出批判，说明整个社会是如何被严重误导，甚至愚弄。
或许在美国之外，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精神医学转折接受的时间有所延后，但联系桑塔格对疾病社会文化的思考，1980年这个时间段有点像是一种反讽。桑塔格所要做的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充满偏见的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揭开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7]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8]疾病的不可治愈性，神秘性是隐喻的滋生地，“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9]这种“科学至上”的偏执以一种奇特的悖反方式，更彻底地体现在精神医学上。桑塔格的批判如果（被我们）扩展到她悬而未论的精神医学，可谓荒谬性地“求仁得仁”。她不希望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而反过来精神医学正是这样深深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近二三十年来，“它利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画界线。过去，整个社会对人类心灵的认识是透过许多不同的来源，包括文学名著、科学研究、哲学及宗教作品，但今日，我们是透过《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医学所谓的‘脑内化学物质失衡’，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运作机制的理解，也挑战了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认知”。[10]罗伯特·惠特克发问：难道我们真的是神经传导物质的俘虏吗？1860年代，精神医学界也不平静，曾风起云涌过“反精神医学”运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R.D.莱恩（Ronald Davi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以及托马斯·萨兹（Thomas Ssasz）的《精神病的神话》，不约而同地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疗，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质疑[11]。但这些质疑的思想如今在大众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几乎销声匿迹。精神医学的生物化越来越深入地改变了人们对自我心理和情绪的认知，成为当今全球宰制性的日常意识形态之一。
▲弋舟《刘晓东》
作家出版社，2014年
弋舟在《刘晓东》第二部《而黑夜已至》中非常熟稔地以“客观、科学、标准化”的方式描述了抑郁症的躯体化反应，还会留心一些流行知识：
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得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不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员在10年期间跟踪5万余名女性后发现，与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较，每天饮用至少4杯咖啡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减少了20%，每天喝两三杯的则少了15%，咖啡因能促进人体某些精神传导物质的释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和降低抑郁。
诸如此类。
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12]
“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这种并列是一种反叙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拒绝阐释”、拒绝隐喻的呢？“刘晓东”说，“我感到忧郁。我对‘抑郁’这个词，其实有些排斥。当我感知自己的情绪时，我觉得用‘忧郁’更恰当些”。“忧郁”，而不是“抑郁”，意味着个人所遭受的苦痛和病患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还需要被当作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充满些许政治意味或社会意味的事件。“忧郁”意味着对这种病痛的理解无法被局限在“多巴胺”的事实上，而必须引入弗洛伊德。如果说桑塔格所意图达成的是——如译者程巍的精彩概括，“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13]弋舟在《刘晓东》这部小说中，却反其道而行之，艰难地想要跋涉出“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这个被冷酷固化的物质和事实，想要形成的一种个人和时代的叙述，给1989级大学生“刘晓东”的抑郁症赋予隐喻意义。不过，弋舟的这种意图体现在叙事上非常隐晦和克制，尽管“抑郁症”是第二部《而黑夜已至》明显的主题和框架，但与其说他借助抑郁症显豁地隐喻了什么，清楚地讲述了某个故事，不如说他只影影绰绰地将病患背后的历史和社会的阴影拖了出来。更普遍的一种状况是，像弋舟的《刘晓东》三部曲一样，抑郁如今更多地并不直接出场，而是化成了一种小说叙述的语调，冷漠、寡淡、沉重的文体风格，弥漫在像班宇等这样的当代青年作家小说写作中。疾病的故事支离破碎或干脆隐匿了，只有无可言明、浓郁迷茫如物质般的情绪挥之不去。
与此相比，在现代文学中，情况完全是相反的。被称为“双峰并峙”的五四大家的鲁迅与郁达夫似乎能够用一种更天然直接、澎湃激昂的方式去讲述精神疾病的故事。他们执笔伊始，便分别让“被迫害妄想症”和“忧郁症”横空出世。尤其是郁达夫，1921年，是他在小说《沉沦》中首次将Hypochondria这个现代医学词汇翻译为汉语“忧郁病”，把个体的痛苦和焦虑毫不克制、洋洋洒洒地写成了轰动性的文学事件、社会事件。在郁达夫的时代，忧郁症还使用着“神经衰弱”这样的症状描述术语，与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话语纠缠在一起。如前所述，这些随着“抑郁症”等新术语新标准的出现，如今逐渐退出了社会文化和大众话语。从郁达夫到弋舟，笔下的患者似乎正是抑郁症这种精神医学发展历程的展现和对应：“刘晓东”是第三代患者，郁达夫笔下的“郁质夫”等则是第一代患者。文学史中的具体细微的变化暂不关照，仅返回现代文学的开端——郁达夫的书写便饶有意味。这种溯源对当下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将说明，“现代瘟疫”——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病痛，无论是在社会现实中，还是（尤其、首先）在文学中，真正需要的不是去除隐喻，而是冲破科学话语的限制，赋予隐喻和社会阐释。
而且，通过郁达夫这位现代文学初期重要的作家、甚至可以说开创者之一的文学写作，我们将看到，在文学或社会文化对精神疾患的讲述中，“词与物”“现象与本质”非常暧昧复杂，而不是截然分明的场景。桑塔格所设想的一种完全健康的对待和谈论“疾病”的方式，在绝对意义上可能并不存在。疾病并不总是以“隐喻”的方式来言说，但却从被命名被“发现”的那一刻，便用特定的科学和知识的方式在言说了。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也无论是郁达夫还是弋舟的书写），作为“科学”的疾病，已经规定和型构着人的自我理解和感知——“文化概念影响着专业诊断系统；专业诊断系统也有着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背景”。[14]这一现象在现代中国（第三世界）跨文化语境中，因为知识和话语的旅行而变得非常显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情感的体验和表达原本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和知识的翻译输入，因为“科学”而变为一种强有力的现实，会改变和转译着人的传统的感知和行为。另外，像《沉沦》这样的文学创作是另一种疾病隐喻实践，不仅在民族国家文学的意义上，具有“逆写”疾病隐喻的能动性质，而且在社会意义上，与桑塔格害怕社会扭曲的隐喻加重患者的道德罪感不同，疾病也可以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个体生理、躯体和社会之间象征的桥梁。特定的叙事不仅会追溯个人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性原因，而且也会产生社会性后果。[15]这也正是回溯郁达夫的疾病书写的意义所在。
二、疾病的翻译与逆写：“译来对去”的“抑郁病”
1921年，还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的青年郁达夫写了三篇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当年10月结集交付国内泰东书局刊印。《沉沦》的自序申明：“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不仅主题陌生，而且中国当时还没有这种文体这种写法[16]，但这部小说集引起了轰动：“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17]郁达夫及其所塑造的文学人物一时迅速成为青年学生的偶像，尽管这位时代“英雄”颓废、伤感、孱弱，患着忧郁症。但随后郁达夫却因书写的青年忧郁病遭遇了耐人寻味的文化反应和争议。
尽管郁达夫的小说给读者一种“自我表现”的感觉，但《沉沦》的创作其实非常有意识地具有时代普遍性的追求。郁达夫希望对“现代青年”的特征进行概括和表现，他认为文艺对病的心理的偏爱，“与神经衰弱，世纪病，有同一的原因，大凡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易厌，情热，疯狂，及其他的种种特征”[18]。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批评亦有意将郁达夫的小说定位为一个具有叛逆性的“现代青年”的写照，茅盾、周作人等及时地对《沉沦》做出了肯定和反应。在这一文学共识上，1920年代中后期，郑伯奇、黎锦明、钱杏邨等人还从时代、历史角度对郁达夫进行了长篇评述，尤其以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后序》最有代表性和理论系统性。钱杏邨认为，“近代人的病态生活，在达夫的著作里都很健全的表现了”，那些可以围绕这“忧郁症”“神经衰弱”的种种特征都是“时代病的表现”。然而，1930年舆论却遽速翻转，一度被视为表现“现代人”的郁达夫开始变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19]钱杏邨认为是“现代人”之生活惯例的“醇酒妇人”的刺激[20]，被华汉极端定性为：亡清以后没落的士绅阶级因为不再能得到金钱、名誉和美人而采取的唯一的消极的自杀。自此以后，郁达夫的作家形象不再是前卫的“现代青年”，“名士”这一价值倾向颇为暧昧的传统文人称号开始频频出现。1980年代后期以前，这种批评声音一直笼罩着郁达夫研究。[21]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是唱的前代的哀歌……还是目前的家常闲说？”“醇酒妇人”到底是现代的表征，还是没落腐朽士绅阶级的垂死相？无人能绝对地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于易厌、烦闷、情热、疯狂以及其他种种特征的“世纪病”文学说辞，尤其是“神经衰弱”“忧郁症”这样的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和词汇的翻译，中国人那些未必一点也不具有传统性的情感特征和身体经验被重新命名，以科学的话语方式描绘出来，从而显现为全新的、现代的事物。借助与这些刻意的、强调的表达和分析，人物主体也获取了现代自我的身份。换言之，“神经衰弱”“忧郁症”作为一种疾病的命名、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含有现代、先进的意味，成为现代中国青年理解和创造内外世界的感知装置。但这些词汇的翻译及其背后的文化系统的转译，却又不可能会一帆风顺。郁达夫的小说文本充分显现出，现代中国采用“先进”话语革新情感体验和表达的曲折，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中“疾病隐喻”的复杂和变形。
《沉沦》的主人公翻译完华兹华斯的诗以后，非常不满，自嘲自骂道：“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随后“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这一细节我们或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文学青年的阅读和翻译经验。诗歌是文学中最难翻译的文体，据传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有言“诗歌不可译”：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然而，“他”在翻译挫折之后却也有些小小的得意，近似于“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这其中有一种崭新的，暂且还只有少数知识青年能够接触到的现代经验。郁达夫意识到了“翻译”的现代意味和境遇。如果此处尚且只是一个知识青年玩味文字游戏的怡然自得，那么在《沉沦》集其他文本细节中，则显示出作家郁达夫（而不仅是个别“小说叙述者”）所面临的更大的文化翻译困境。翻译一首诗，可能会遭遇诗性的落空，那么翻译西方的“现代”及其事物时，郁达夫则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文化之间克服更多的困境，策略性地“译来对去”。
《沉沦》集，按照郁达夫在自序中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三部曲，作为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尝不可。三部作品都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以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的冥想遐思或行为为中介，引用、嵌入西方文学文本——主要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李欧梵在《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中认为，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这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李欧梵的这一观察非常重要，但他的谈论似乎仅限于文学的“现代化”的层面和角度，因此他最后表达了一些遗憾：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23]但是，这种所谓的不成熟的“生硬”引用可能不仅仅是作家能力的问题，也不能只在创作技艺层面来谈论。实际上，如李欧梵所说的“史无前例”，郁达夫对西方文学文本的不是简单、偶尔地引用，而是在情节内容上构成了“互文”“互释”，他引用西语原文、将翻译和原文并置、在白话文的转述中频繁夹杂西洋语词，与其说这是文学技巧的问题，不如说这彰显了现代文学发展初期某种文化“翻译”的困境。
郁达夫作品中比比皆是翻译和原文的并置，无需逐一引文为证。但一个非常重要且醒目的例子便是《沉沦》的自序点题：
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很难不注意到，将Hypochondria这个现代病的名称翻译为汉语“忧郁病”以后，郁达夫仍旧缀上了英文原词。其实，在描述“沉沦”式主人公、现代青年的病态情绪和情感时，郁达夫对一系列命名词均采取了这种双语并置方式，其中有一些用音译，还有一些不翻译直接用外文。如，“梅兰刻烈”Melancholy、“生的闷脱儿”sentimental，还有来自尼采超人的Megalomania（自大），郁达夫没有将之翻译为汉语。学者郑坚认为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人的西洋词汇夹杂现象，是五四留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种文化资本的炫耀，具有身份区隔效果。[24]但除此之外，其中更有翻译现代性的问题。郁达夫对这些词语的翻译，明显表现出无可译、找不到汉语对应词的困难，而不是“诗”的特质的丢失。像Melancholy（其实这个医学词语更广泛地被翻译为忧郁症）、sentimental二词虽然被进行了不无生动形象的翻译，但根本上是音译，不能从汉语字词上直接理解其所指。学者郑坚在著作《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人的西洋词汇夹杂现象，他认为这是五四留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种文化资本的炫耀，具有身份区隔效果。但除此之外，其中更有翻译现代性的问题。
就Hypochondria而言，即便郁达夫创造性地利用汉语词组合翻译为“忧郁病”，也还是看出，郁达夫对这个汉语翻译并没有充分的信心，因而加上英文原词汇以注释（据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考证，中国最早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已经提到过有关悲伤的情绪，但是并没有这样命名，明朝1624年左右出版的《景岳全书》也提到了“郁”，但这一疾病类别的命名不管是在中医还是在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广泛使用[25]）。这种现象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说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处理方式，亦频繁出现“梅兰刻烈”Melancholy等，因而并不是郁达夫的个人偏好。这些词汇缺失精确的汉语对应词，但其根源在于，也是郁达夫等人当时的感受，作为或者被视为“现代事物”的它们——尽管是疾病，在中国当时缺少普遍的现实对应物。
▲刘禾《跨语际实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刘禾在著作《跨语际实践》中谈论了这种民族文化和译介的现代性问题。翻译是将不同的语言通约，“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其假设基础是，如博尔赫斯之言，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充分相似到可以表述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地步，而且各个不同的社会分别生活在各有其特色的、由语言所决定的世界中，它们决不是碰巧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因此，刘禾深刻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像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26]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当一种弱势文化经验服从于另一种强势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lion）和翻译时，如果找不到对应的词，民族文化及其相应的语言经常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郁达夫在一系列“病的青年的心理”翻译命名上的困境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是汉语对等词的“欠缺”，但更意味着“现代”在中国是缺失的，以“忧郁症”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精神、情感是缺失的。然而，这也正是郁达夫书写这些现代病的重要意义之一。现代文学就是要发挥语言的述行性，生产它所描绘的现实，话语实践将变为现实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于“疾病的隐喻”从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空间置换到国族文化之间，郁达夫这样的非西方国家作家，正是利用了神经衰弱、忧郁症这些疾病的隐喻，进行文化政治性地“反写”“逆写”。其实，自古以来中国诗词中不乏“忧”“郁”之抒怀，那些号称现代的东西未必不是传统的。
三、“肺病”抑或“忧郁病”：一种时代的表达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曹丕）；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屈原）；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杜甫）；百结愁肠郁不开，此生惆怅异乡来（秋瑾）——那些号称现代的东西未必不是传统的。但当郁达夫将“忧”、“郁”挑拣组合为新命名“忧郁病”，并在之后缀上西文词汇Hypochondria的时候，就构成了一种有效醒目地区隔传统的行为，他遂将一种感受力表达为现代新事物，在中西之间建立对等喻说关系，也将相应的文学书写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哀伤幽愤抒情。不过，在文学进行“疾病隐喻”的时候，如桑塔格所观察到的，结核病和精神疾病之间具有流转关系——郁达夫有点在“肺病”和“忧郁病”之间难以挑选和犹疑不决，区分也更加微妙。然而，无论是肺病还是精神疾病，它们及其隐喻在文化旅行中，既有普适性，也具有特殊性。
正是受桑塔格的影响，学界有关文学与疾病话题，多将郁达夫的作品不加辨析地划归在肺病意象中。的确，现代作家中除了郁达夫没有谁笔下的肺结核病人，以及作家自身的气质更能符合桑塔格对济慈、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论述。郁达夫也正是这些诗人的崇拜者，并常以之自况。比如《南迁》的故事地点便设定在肺结核病人集中疗养地，其他作品的主人公如“于质夫”、“吴迟生”、“黄仲则”等，无论是否明确指出是肺病患者，均给人一种强烈的肺病暗示。固然，“肺病”在这里意味着一种敏感、高贵的艺术家的病。但是，郁达夫的书写有很多细节表明，他虽然频频用了肺病的暗示，却又总感言不尽意，一边让人物患着中西皆有的肺病，一边又更喜欢公开地强调“神经衰弱”——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个现代外来名词[27]，于19、20世纪之交被欧美或日本的西医、传教士等绍介到中国。《沉沦》的主人公被明确书写为忧郁病；《南迁》强调了“伊人”有神经衰弱的脑病；《空虚》的主人公每年夏天都要发神经衰弱症；《采石矶》交代“黄仲则”从小就神经过敏；《茑萝行》也出现了“神经质”的说辞；《青烟》的主人公再次患忧郁病。在若隐若现的肺病的名目下，郁达夫不停地加上这些可以称之为“忧郁病”的病患特征。显然，“肺病”可能会导致人容易神经过敏，但其文学意象却无法完全承载郁达夫对一种“现代人”气质的想象。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像桑塔格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28]。另一部分原因则要从中国文学中的肺病语境来谈起。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肺病患者莫过于曹雪芹笔下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的林黛玉。晚清林纾的译笔又为中国送来了“茶花女”，但“茶花女”被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与中国的传统审美相吻合。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肺病”作为悲情桥段也不少出现。总体来说，“肺病”之文学表现在中国亦多是文人贵族，反映着文弱、柔性审美文化。这似乎与郁达夫笔下的文学青年、孱弱主人公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二者既不能简单等同，也没有紧密直接的延续关系。五四新文学初期的作家固然受传统文化所滋养，但也是历史断裂、文化转型的倡导践行者。晚清梁启超一代即开始提倡革新文弱文化，厌恶文人以纤弱为美的习气和弱不禁风之体。同时，疾病言说被大量用于比喻民族和国家危机。至五四新文学，鲁迅笔下的“肺病”，如《药》这部短篇小说，借助与小说人物的“华”“夏”二姓，仍隐喻着中国沉疴之体和穷困、麻木的国民灵魂。小说弥漫着令人无比压抑沉重的氛围，“肺病”意象不再散发任何审美意蕴。但《药》中的“华小拴”这个人物形象似乎还不构成对中外传统的肺病意象最致命的扭曲，鲁迅对以“肺病”为象征的传统文人气质进行过辛辣讥讽、直接攻击。1935年，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讲了两位心情“大愿”的人物：
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了几天，就雅不下去了。[29]
鲁迅、郁达夫以及很多现代作家都不幸受过肺病折磨，但鲁迅在写作中却排斥在正面或任何审美意义上使用肺病意象。然而，“华小栓”与郁达夫的现代青年这两种肺病患者在五四文学中一反一正，其实并行不悖。郁达夫在制造“肺病”意象的时候，明显有意识地承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他通过大量西洋文学文本的引用嵌入，营造和阐释来“肺病”意象的新语境，从而避开和抛弃传统意蕴及其联系。郁达夫的叙事已经不是中国古典肺病患者熟悉的空间、意境、情感及行为方式。现代青年肺病患者被安置的空间可谓流动的异域/西方疗养地[30]，身处浪漫主义化了的大自然，而不是中国古典山水、园林的风格和氛围；主人公的现代苦闷、神经衰弱、敏感激动以及性的冲动挽救了中国式肺病的消沉。郁达夫笔下的肺病没有造就哀婉唯美的诗词意境，而是充满了四处突击、盲目、不羁、无法压抑的激情——这种充满力量的激情拂戾了中国古典“肺病”意境。
无独有偶，巴金于1927至1929年之间在巴黎写就的《灭亡》，里面有一个形象更鲜明、病症更纯粹的肺病患者杜大心。但“肺病”依然没有赋予年轻的男主人公优美的气质神韵，而是导致主人精神躁郁变态，促使其走向自杀式的暴力革命。也就是说，作为“现代青年”的肺病患者，五四新文学使其充满了“动”的力量，他们都是桑塔格分析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所指出的“激情燃烧的人”。然而，在五四也不是找不到古典的肺病意象，这种意蕴情调有时遗留在五四作家对女性的书写上，其实在郁达夫和巴金的笔下就可以看到与现代男青年不同的那种优美的女性肺病患者。这种性别化的疾病隐喻，其实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作为社会文化符码的现代男性肺病与传统审美意涵的特意区隔。滞留在女性身上的古典肺病符号大约在五四落潮之后，由丁玲和茅盾对“莎菲”们和“时代女性”的塑造而大为改观。这些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郁达夫开创的忧郁病青年的翻版和延续。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郁达夫反复提到的“神经衰弱”开始在“新感觉派”这种现代都市文学中大行其道，也流行在大众文化中。
四、“达夫式文学”：“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与现代情感教育
将Hypochondria这种现代病翻译为汉语“忧郁病”是郁达夫的创造。正如郁达夫遭遇的翻译困境所显示的，以“忧郁病”为面相的“现代”在中国还尚未到来。1920年代现代文学批评将郁达夫定位为对时代青年的现实写照，不如说是启蒙更符合实际。郁达夫的自白非常清醒，他说，没有在日本居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这种强调“异时空”的阅读要求，不仅意味着像郁达夫那样的留学经验，还意味着要像作品中的现代青年一样具有文学冥思共情能力。小说所表现的新的情感和躯体经验，必须通过异域/现代/英文文学文本的嵌入才能证明其性质和意义，而这种现代情感及其理解和表达方式，也有待通过文学教育在中国创生。《沉沦》自序是“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解剖”二字意味着作者与文本叙事人的间离（而不仅仅是自叙），在叙事上会有观察、分析之效果。1920年代，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与茅盾、钱杏邨等人的评论共同完成了对“现代人”精神气质的解释和启蒙，其实际传播构成了对知识青年的一次现代情感教育。忧郁病，虽然是某种精神变态疾病，但并不是缺陷和耻辱，借了“现代”之名和“科学”的权威，“色情狂、暴露狂、不道德”等那些来自封建卫道士的指责显得无比腐朽，根本没有力量阻止郁达夫将它译介过来。
晚清思想界曾经惭愧过国民体魄的不健康、精神萎靡，五四新文学却给颓废和某种精神病态以光荣之名。1890年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今天的神经衰弱与其说是一种弱点，不如说是一种区隔的标志。在我们这个为知识着迷的优雅社会中，神经紧张的人们几乎就成了一种高贵。”[31]1868年美国神经学家彼尔德让神经衰弱流行起来，他也把它称作“美国病”，因为美国更为现代化，因此对人的压力比欧洲大。也就是说，精神的适当疾病意味着国家的现代文明程度，过于健康的神经无疑等于落后粗鄙。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回顾神经衰弱病的历史时，引用了德林卡对维多利亚时代男子病患者的描述：
一个具有神经紧张倾向的人被驱使去思考和工作，争取获得成功。他驱赶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力达到极限，绷紧了他的电路。就像一个超负荷的电池，或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为盗神火而攀登导致精疲力竭，最后，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电路系统终于崩溃，火星四溅，各种症状迸发，导致了神经衰弱。[32]
“神经衰弱”不是萎靡和脆弱，反而是生命无限向上之力。梁启超曾对西人的超强体力和坚毅精神做过夸张的形容，神经衰弱对五四一代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吸引力也毫不奇怪。对鲁迅影响颇大的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也译为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中便专门有“神经麻木”一章。史密斯说“神经质的”这个词的本义是“神经健全的；坚韧的；强壮的；有力的”，现代形态的文明越来越表现为过分的神经激动，因而在西方社会神经疾病比较多，这对诸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样的人来说已经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情，然而中国人与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史密斯从病痛、睡觉、劳作、学习各个方面描述了中国人的神经粗大、迟钝冷漠。[33]“神经衰弱”背后的文明优越感当然更会成为西方殖民者观察东方的一个视角。比较具有蛊惑力和隐蔽性的是，种族主义歧视也会以各种科学的知识的面目出现。凯博文提到一个历史细节：
在西方向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观念主观地认为神经衰弱和精神疾病在土著人群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原始的生活环境和思维过程被认为是没有忧虑和精神冲突的，而后者是西方文明培育的敏感性才会产生的。举个例子，1871年，约翰·达震（John Dudgeon）博士向帝国海关年度《医学报告》提交的有关北京的健康问题的报告指出神经和精神疾病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缺乏那种西方式生活的压力，他们“无忧无虑”。[34]
这些论述非常“东方主义”，充满了西方的傲慢。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二》曾谈及一位英国医生在医书中称中国人为土人，即野蛮人。鲁迅说，“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35]。在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境遇中，西方的眼光、知识和话语，几乎不可能，也不得不构成中国认识自我的镜像，继而建构“现代”中国。
中国人“无忧无虑”显然是荒谬之谈。但如史密斯所说，虽然没有解剖学上的证据说明“黑发民族”的神经与白种人的神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中国人神经麻木的状态在他们眼中“依然是一个谜”[36]。史密斯1872—1926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差不多同一时代，（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英国传教士约翰·达震John Dudgeon（1837—1901也叫约翰·道吉昂、德贞）长期居住于北京和天津，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将中国人“不易激动的天性”归结为神经内在迟钝的评论者不同，道吉昂认为，中国人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手术中“迟钝”、淡泊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神经系统欠发达，而是道德训练的结果[37]。排除社会不发达的因素，约翰·道吉昂的观点独具慧眼，难得地具有社会历史性眼光。人类学家施威德（Shweder）的研究或可从理论上补充阐释道吉昂的观察。施威德认为情感的认知和发展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从简单到复杂，而是另有途径，幼儿缺乏的不是复杂分化的心理结构，而是谈论并且有意使用这一结构所需的知识和表达技术。在施威德的模型里，文化提供了知识和表达技术，因而把普遍性的和文化特殊性的含义赋予体验的构成和表达。那么，按施威德和道吉昂的说法，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所缺乏的未必是敏感的神经、丰富的体验和情感观念，而是谈论情感的现代知识话语和表达技术。凯博文对中国抑郁病的历史研究亦发现，中国文化关于苦痛的习惯用语以及流行症状术语倾向于强调有关生理而非情绪的诸多不适[38]。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的写作进行的不仅是现代人精神特征的启蒙，更是以疾病之名对中国人现代情感“方式”的教育。每一种疾病的命名，背后都带有特定的病痛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会“指引人在痛苦和不适的时候，如何与人交流苦痛、如何诊断治疗、如何考虑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问题、如何与社会现实交涉、如何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解释病痛的含义”[39]。郁达夫在此“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将疾病表述泛化、文学化。
1947年陈翔鹤在回忆郁达夫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有一次，他递给我一本刚才出版的《沉沦》说：“你拿去读读看，读完以后，告诉我你的意见。中国人还没有象我这样写小说的。有些人是浅薄无聊，但我却是浅薄有聊。中国人此刻还没有人懂得什么是Sentimental。
……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剥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腐朽的外衣，“文学研究会”是将西洋文学“广泛”的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腐朽的旧文学一个强烈的打击和对比，那“创造社”诸人的功绩，便是在对已经将旧的外形被剥落得赤裸裸的，而且已经有着初步觉醒的中国青年们，教他们怎样地彻底“自我解放”，怎样地反抗黑暗现实，怎样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无畏地叫了出来。……他们确确实实地将Sentimental一字介绍到中国来了。[40]
陈翔鹤所言切中肯綮：创造社诸人的功绩是对已经有着初步觉醒的中国青年们，教他们怎样地彻底“自我解放”；怎样地反抗黑暗现实；怎样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无畏地叫了出来。其实，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又何尝不是通过西洋文学来学习情感行为方式。小说中那些嵌入的浪漫主义文学文本最根本、深刻的意义即在此。无论是“他”、“伊人”还是“于质夫”，文学时空和现实生活通过主人公的遐想和阅读互相交叉穿梭，在关键的情感时刻，青年主人公向文学求教，通过文学模仿确立自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沉沦》中：
他觉得学校里助教科书，真同嚼蜡一魅毫无半点生理。天气晴朗的时侯，他每捧了一本受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筋惧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hustra，把Zarath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
王尔德有言，艺术指导生活，是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艺术模仿生活。在《生活与艺术》一文中，郁达夫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伟大的艺术将为人提供新的道德模式和行为模式。在《集中于<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一文中，郁达夫深情款款地介绍来“黄面志”诗人艺术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随后模仿再现到了小说《南迁》中。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陈平原在小说现代转型研究中发现，对晚清新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学，对五四小说影响最深的则是心理学知识[41]。郭沫若也曾说，如今写小说，不懂医学知识是不行的。从郭沫若早年的“身边小说”以及其他五四作家的创作来看，那些直接影响、频繁体现在文学写作层面上，依此来进行叙述和描写的医学知识多是歇斯底里、梅兰刻烈、神经衰弱等现代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放在整个精神医学发展史中来看，这些都是第一代精神疾病的诊治知识和术语，随后“神经衰弱”等便慢慢被抛弃使用，替换为其他术语。就郁达夫当时的创作而言，与其说进行的是描写心理情绪，不如说是已经完成了精神分析的“解剖”文本，是对“内在自我”如何进行观察和言说的展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教会了人一套自我观察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带来了“深度”。郁达夫曾经在自传中（他的自传和小说经常互文）将儿童经验和成年的精神创伤联系起来叙述，这正是柄谷行人所指出的：“现代作家向人类的幼年期追溯，就好像那里有真正的起源似的，这不过是在创造关于‘自我’的故事而已。有时这甚至是一个精神分析式的故事，而在幼年期里其实并没有隐藏什么‘真实’。所隐藏的乃是使包括精神分析学得以诞生的制度”，神经症正是由精神分析而制造出来的疾病，这是为弗洛伊德所不曾想到的[42]。
在青年读者这一方，通过对郁达夫式文学作品的阅读，现代青年敏感细腻的想象力、自我体察和表述能力亦得以培育。文学阅读产生现代特有的内心生活样式，可以说，在作为读者的经验中诞生了自我认识。同时，阅读者也将学会自白的技艺和修辞。柄谷行人说“应该表现的‘内面’或者自我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一种物质性的制度其存在才得以成为可能”[43]。现代文学书写创造出了敏感的、有内在深度的现代人。从文学阅读的社会学角度来看，经由文学所培育出来的现代自我表达形式与叙述能力，将改变和重新塑造人们的感情世界和感觉空间，以及交往形式，最终重塑社会[44]。
余论：在事实和意义之间
郁达夫将《沉沦》主人公的忧郁苦闷归结为弱国子民的身份和国内现实的黑暗落后，主人公自杀前呼吁祖国快强大起来。也可以说，其忧郁病乃因祖国不够“现代”而导致。Hypochondria也被翻译为“疑病症”“臆想症”，意味着“想象出来的疾病”。这或许又像是一个隐喻，借着对疾病隐喻的“反写”和“逆写”，中国的“现代”得以创生。不过郁达夫《沉沦》的故事，也不能仅仅在柄谷行人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意义上来理解。抑郁、忧郁以及很多疾患都隐藏着个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具有社会性原因，尤其像抑郁这种情感障碍和痛苦，社会的巨大变迁或者某种顽固的不公正，会降落和转化为个人的挫折和失败。因而抑郁这种疾病，最好将之视为是一种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病痛之间的关系。而不同的谈论病痛的方式，会让他人和社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就抑郁症这个“现代瘟疫”而言，尤其应当鼓励人们从个人的生活史和社会中探求病痛的隐喻，使用病痛来创造故事。郁达夫的书写证明了，那个流浪在异国他乡，遭受着歧视和磨难的弱国子民忧郁症患者，其失败的处境和不道德的行为有个人之外深远的原因，其症状也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而是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由此也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后果[45]。
在疾病及其隐喻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46]。郁达夫所展现的现代文学书写表明（或者叫“达夫式文学”），有关人们身体或精神的疾患和磨难，其书写既需要事实的世界，也需要意义世界。相比之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和表达的典型症候。作家以抑郁症为主题，但又处处克制，不让疾病的事实陈述卷入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构造，这种形式当然是一种沉默的控诉。在我们的时代，似乎有某种东西把个体的精神病患牢牢囚禁在事实世界和个人空间，用各种话语言说/禁止其散发出意义。精神的失能导致个体的失败，个体的失败源自精神失能，已经成为封闭的阐释。多巴胺之类的生物医学解释并不能安慰和解脱如此多的人们的痛苦，反而带来个体的“病罪感”。詹姆逊有第三世界的文学“民族寓言”一说，“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现实：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47]。民族寓言的文学传统和精神应该成为“社会寓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文学青睐疾病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李音，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西部项目“书写民族国家——以1920年代乡土文学为话语中心的文学思想史考察”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XJC751004；海南大学教改项目《研究型教学与创新性人才培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与课程优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hdjy1718）
注释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3]罗伯特•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一书中说到，目前每一天都有850位成人于250位儿童因此病而失能，2007年，美国在抗抑郁剂和抗精神病剂上一共花费250亿美元；2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喀麦隆的国内生产毛额，而喀麦隆可是人口总数1800万的国家。他认为，这样的数据只是现代瘟疫的冰山一角，因为这些数字通常只计算和统计到那些病况严重到需要社会机构介入的患者。《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王湘玮、廖伟翔译，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25-26页。
[4]弋舟：《刘晓东》（之《而黑夜已至》），作家出版社2014年。
[5]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王湘玮、廖伟翔译，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2页。
[6]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王湘玮、廖伟翔译，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6-347页。
[7]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页。
[8]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
[9]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0]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王湘玮、廖伟翔译，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页。
[11]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导读：打开潘多拉之盒，彭荣邦撰写），王湘玮、廖伟翔译，台湾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10页。
[12]弋舟：《刘晓东》（之《而黑夜已至》），作家出版社2014年。
[13]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4]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15]参考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6]参见郁达夫《最近五六年的创作——《过去集》代序》，1927年11月15日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17]郭沫若：《论郁达夫》，1946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收入《郁达夫研究资料》，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郁达夫：《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1928年上海现代书局版。参见《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编，1985年版。
[19]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1930年4月10日神州国光社初版《文艺讲座》第1册。
[20]钱杏邨在《<达夫代表作>后序》文中说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前途黯淡，“只有仿照现代人的生活的惯例，去寻求刺激——沉醉于醇酒妇人的生活了！”。
[21]关于郁达夫的这段评论研究史，详见李音：《郁达夫、忧郁症与现代情感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05期。
[22]郁达夫：《沉沦》，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
[23]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月1期。
[24]参见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第一章：“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新青年”形象），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
[25]参见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37页。
[26]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3页。
[27]参看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的外来词语附录表B，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6页。
[28]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9]鲁迅：《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最初发表于1935年2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
[30]虽然郁达夫的小说叙事地理空间多为日本，但是通过欧洲文学文本的嵌入，对日本风景的描述在想象和观看方式上是和欧洲浪漫主义笔下的风景衔接的。另外，肺结核更是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有不解之缘，成为重要主题之一。比如浪漫主义文学巨著托马斯•曼的《魔山》，堪称对肺病疗养地最经典的描述。
[31]转引自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页。
[32]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
[33]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十一章神经麻木），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4]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页。
[35]鲁迅：《随感录•四十二》，《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36]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十一章神经麻木），刘文飞、刘晓旸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7]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版2007年版，第108页。该书将John Dudgeon 译名约翰•道吉昂。
[38]凯博文对中国抑郁病的历史研究指出，中国文化关于苦痛的习惯用语以及流行症状术语倾向于强调有关生理而非情绪的诸多不适。参见（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39]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6页。
[40]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1947年1—3月《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第1—3期。参见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4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4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44]耿占春：《阅读的社会学》，《书的挽歌与阅读礼赞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5]本文关于抑郁症的社会根源的部分思考和论述参考了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46]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7]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06期。
本文作者李音，原文刊载于公众号“南方文坛” ，感谢公众号和作者授权海螺社区转载。文中图片来源于原公众号。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炜欣